姚燮

早年经历　　嘉庆十年，姚燮出生于镇海县城谢家河塘。姚燮祖籍浙江诸暨，后迁北仑，姚燮生于北仑。祖父姚昀著有诗集，在地方上颇有文名，父亲姚成是县学秀才，曾在镇海乡勇局供职，家境清寒，姚燮曾有“五世儒素风，俭朴诚适宜”之自述。姚家有“小有居”，内“泉石寄邃，花木茂微”，每逢春秋佳日，姚昀便邀当地文士来“小有居”饮酒、赏花、赋诗。姚燮自幼就是在诗的环境中长大的。姚燮周岁识字，五岁能诗，童年所作《灯花诗》，大受父辈诗友赞赏，可说是个早慧的孩子。以后他博览群籍，涉猎面很广。姚燮学识渊博，多才多艺，不仅在诗、词、骈文等文学领域有成就，同时对经史也颇有研究，并且善于绘画，对绘事的鉴赏水平也很高。20岁结婚，妻子吴氏是江苏武进人，出身贫民，耐辛劳、安本分。22岁，进县学为“秀才”，此后近十年内，他经常出门漫游，踪迹遍及浙东、浙北、苏南一带山川。并参加了友人叶元阶、厉志在宁波府创办的枕湖吟社，与叶、厉等诗人们一起经常吟诗作画。

诗词　　姚燮素以能诗自负，他五岁作诗，终生不倦，作诗万余首。姚燮早年诗重性灵，自言：“曩昔为诗，取法袁简斋，下笔立成，觉抒写性灵，具有机趣。”他二十九岁时刊刻的《疏影楼词》大都描绘欢情爱意和风光山色，笔绪悠闲，词采绚丽，这大概是他“少年忘检束，避礼法如槛困”那种少年得志、风流名士性情的自然流露。其中有些写景诗，有一定的艺术成就，如《韩庄阁舟中七夕杂诗》：“木兰桨子藕花乡，唱罢鞓红晚气凉。烟外柳丝湖外水，山眉澹碧月眉黄。”描写秋夜月色颇有意趣，这是他少年不知愁滋味时的诗风。等到他三十岁才乡试中举，以后又屡试不第，勤读苦吟捞不到一官半职，再加生计艰困，“十载九出门”，终年在外奔波也没法解除家中妻儿的饥寒，弄得“寒衣在典不可赎，赤手思炊米无宿。我心如棘君首蓬，相对吞声抵悲哭。”（《夜坐吟二章示内子》）无衣无食，东借西易“向邻贷得一斗余，计口不敷三日需”（《无米行》）的地步，环境变了，心情变了，诗风也就变了。那时姚燮作诗“一以古法为尺绳，不阿不隐”，重寄兴，重讽喻，而厌弃性灵派的诗风了。认为神韵派、性灵派的诗缺乏社会意义，“施（闰章）王（士祯）树坛坫，其实皆俳优。后来草窃辈，乃有袁赵俦。”彻底否定了王渔洋的神韵派和袁子才性灵派的诗，虽然有点偏激，但也说明那时姚燮的诗更能正视现实，接触社会了。《复庄诗问》的诗大都是反映人民的苦难，诗人推己及人，写了不少有社会意义的诗篇，如《哀雁》：　　海上之雁尔何来？上飞下飞相徘徊。自云朔方岁饥苦，欲托残生到南土。　　南人苦旱如北潦，江芦洲笋多枯槁。富家有粟仓廪闭，贫户有鸡卖无地。　　曷安尔身为尔计，海上穷兵善矰缴。将得尔肉谋一饱，不则流落江南乡。　　千里愁云迷故道，雁乎尔归兮归尚早。　　这首诗反映道光年间外敌入侵、朝政腐败、国势虚弱、南旱北涝、哀鸿遍野、饥民嗷嗷的实际情况。诗人将“哀雁”比作流离失所的灾民，沉痛地写出时代的悲音。这类沉郁、愤懑、质朴的诗风，是《复庄诗问》的基调。从“谋生吾亦倦，前路尔何依，风雪稻粱尽，关河岁月非”。（《闻雁》）这类诗篇来看，诗人的感情已和苦难的人民交融在一起了。　　鸦片战争以后，诗人的心情更加亢奋，诗境更加开阔，每首诗都充满着反帝爱国思想。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年）英军攻陷定海，北仑、宁波、慈溪、余姚、奉化等地都遭到侵略军的蹂躏，姚燮一家从北仑逃到宁波，两个儿子几乎遭害。到了宁波，文武官员率先逃走，英军不伤一兵一卒便占领了宁波。姚燮在逃难途中见到种种悲惨景象，义愤填膺，写了不少怒斥侵略者暴行和反映人民悲惨遭遇的诗，如《捉夫谣》：　　城鬼捉夫如捉囚，手裂大布蒙夫头。锒铛锁禁钉室幽，铁钉插壁夫难逃。　　板床尘腻牛血臊，碧灯射隙闻鬼嗥。当官当夫给钱粟，鬼来捉夫要钱赎。　　朝出担水三千斤，暮缚囚床一杯粥。夫家无钱来赎夫，囚门顿首号妻孥。　　阴风掠衣头发乱，飞虫啮领刀割肤，谁来怜尔喉涎枯！　　诗中描写侵略者的凶残、民夫生活的悲惨，若不是诗人亲见亲闻，是不会写得如此具体、如此深刻的。　　姚燮的另一类诗是反映鸦片战争中坚持抵抗、视死如归的英勇壮士，如《闻定海城陷五章》之二：　　蜃雨濡军帻，狞飙拉将旗。饮泥怜久饿，摩壁誓同危。路绝晨嘶马，云昏夕堕鸱。衔恩持死力，力尽死何辞。　　描写英雄将士栉风沐雨、忍饥挨饿、视死如归、坚持战斗的精神，是相当感人的。姚燮后期诗风趋向悲壮，和他早期诗的轻靡是迥然不同的两种风格，这当然和国难、家难促使姚燮思想感情有变化密切相关。